编者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2005年7月主持召开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推动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构筑起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四梁八柱”，指引浙江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发展、精彩蝶变。7月28日起，本专栏陆续刊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研究”课题成果。

前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他着眼于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的客观要求，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国内与国际相关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阔视野，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纳入“八八战略”总布局，把“文化更加繁荣”作为建设“平安浙江”的重要目标，把“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在省域层面回答了文化建设为了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文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对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历史使命、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发展保证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规律性认识，为浙江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提供了行动遵循，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理论依据和实践素材。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从文化深处思考浙江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从战略高度谋划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他在2003年7月提出的“八八战略”这一省域治理方略中，明确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个方面优势、八个方面举措之一。此后，他多次就文化工作开展专题调研。特别是在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习近平同志结合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实施情况，亲自主持浙江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调研课题，形成了包含31个子课题的《文化大省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思路举措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在此基础上，2005年7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擘画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宏伟蓝图，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三个力”（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为方向，以“八项工程”（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四个强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为目标的“3+8+4”建设框架，形成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四梁八柱”。

1.高度重视文化的战略引领作用，鲜明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文化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21世纪初浙江发展干在实处怎么干、走在前列怎么走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就在于全省人民大力发扬‘浙江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坚持把文化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放在浙江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宏大视野中来把握，高度重视文化的深层次、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坚持用战略的思维、时代的要求、发展的眼光审视文化建设。他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这些重要论述，凸显了文化的战略性、全局性作用，体现了习近平同志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建设的强烈使命感。

2.高度重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鲜明提出要“努力提高领导和驾驭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始终坚持用先进文化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统领意识形态领域”

加强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谋划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始终坚持的一项根本原则。世纪之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更趋频繁，浙江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也更加频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成为文化建设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他把“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根本性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强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提出要“切实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保证文化大省建设的正确方向，努力维护文化安全”，并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提出了“努力提高领导和驾驭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的要求。在具体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比如，在思想引领方面，他站在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的高度，特别重视加强理论武装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强调“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并躬身力行作示范。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头版开辟“之江新语”专栏，先后发表232篇极具思想性、针对性、时效性的短论，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新闻宣传方面，强调“在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在组织上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广大社科工作者提出“真”“情”“实”“意”的四字要求，强调“真”就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提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充分认识宗教的长期性，锲而不舍、深入细致、反复耐心地做好宗教工作”。2006年4月，他谋划并推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成功举办，亲自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在互联网治理上，习近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积极应对网络发展带来新挑战的紧迫性，强调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兴文化阵地的管理，并对互联网治理队伍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及实践，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关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牢牢把握了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

3.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力量，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习近平同志十分关注和深刻思考的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他高度重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身体力行地研究、丰富和弘扬浙江精神。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源远流长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从浙江历史中萃取浙江精神的精华，同时注重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浙江精神。2005年，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开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赋予浙江精神新的内涵。在汇聚各方智慧和意见的基础上，他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对浙江精神作出的承前启后的理论概括，实现了浙江精神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升华，彰显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提出要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将“红船精神”的内涵凝练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他亲赴大陈岛、蚂蚁岛、洞头等地，把红色基因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提出传承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蚂蚁岛精神”“海霞精神”等。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以新的视角和高度阐明了精神作为文化之核的价值所在和功能意义，为浙江人民砥砺前行提供了强大力量。

4.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鲜明提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要切实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加大立法和保障力度，理顺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

21世纪初，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矛盾比较突出，文化遗产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如何正确处理这对“矛盾关系”？习近平同志以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邃的历史思维，把文化遗产保护摆到突出位置，旗帜鲜明提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调研时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加大立法和保障力度，理顺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增加投入。”在浙江工作期间，许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习近平同志都亲自作出指示，直接领导部署。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考察杭州的第一站就选在了西湖，次年9月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下，通过综合治理，西湖最大化、最优化实现了风景资源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多次对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亲自协调石矿场关停、良渚考古和申遗等具体问题。习近平同志还深入现场考察调研中国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推动作出保留运河周边工业遗存与传统民居、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决策，提出要打造“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指导、亲自部署和直接推动下，浙江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实现了零的突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和良渚古城遗址相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特别指出，“城市化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建新拆旧’，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现象”，警示“不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变成新村建设，更不要在建设过程中把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通通扫荡了”。在习近平同志的谋划和推动下，浙江率先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立法。2005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省人大、省政府列为一类立法项目。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揭示了文化河流从哪里来、流向哪里以及如何延绵不绝等深刻道理，为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脉提供了指引。

5.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创新，鲜明提出“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做好传统文化创新的文章”“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形成有浙江特色的创新文化”

在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传承和运用好优秀传统文化，把历史赐予的宝贵财富转化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思考。200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部分专家和学者授课，课程既包括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中国哲学特别是“浙学”。在省域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化、浙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和思考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关于如何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个都是我们古老哲学的涵盖、寓意，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营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著名论断的提出，正是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维，深刻汲取中华民族独特自然观的智慧，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关于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凝练概括浙江精神的新内涵，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他进一步阐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浙江精神的内在要求”。“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字，既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蕴含着浙江文化、中华文化深厚的价值底蕴。关于如何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特点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新情况，创新发展“枫桥经验”，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强调了“四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相信依靠群众，在执政为民中践行根本宗旨”。这一原则既肯定了枫桥“讲信修睦”、就地化解矛盾的地方文化底蕴，又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提出提供了方法路径。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枫桥镇调研，深刻指出“人与人都应该团结互助、和谐相处。这里面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展现了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治理创新的高度自觉和实践智慧，引领浙江开辟了文化发展和省域治理新境界。

6.高度重视文化经济的价值，鲜明提出“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蕴含着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基于浙江历史人文与改革发展的特色，对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作了深刻的思考，揭示了“浙江现象”的“人文密码”，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鲜明的人文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深刻指出，“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他进一步指出，“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2006年10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写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对“文化经济”作出了深刻阐释，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旅游是体现“文化经济”的代表性领域，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本质意义，从文化和旅游相融合出发，把文化资源的利用作为谋划旅游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强调，“要以我省优秀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主干，突出‘诗画江南，山水浙江’主题，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浙江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旅游精品”。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文化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强调“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传承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支撑浙商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要求认真总结、提炼、培育“浙商文化”，使“浙商文化”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成为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的重要支撑。他还列举了浙江多地依托民俗文化传统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的案例，“如宁波由‘奉帮裁缝’发展出服装产业，温州因‘其货纤靡，其人善贾’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特色产业群，义乌更是以小小的拨浪鼓‘拨’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等”。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体现了对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融合发展内在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打造人文经济新优势指明了方向。

7.高度重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鲜明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2003年，浙江被党中央确定为国内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面对当时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还存在诸多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难题，浙江如何以试点为契机攻坚破难、走在前列？坚持一手抓事业、一手抓产业，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是习近平同志领导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和路径。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他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其中，如何把握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明确“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投入。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卸包袱’和经济上‘断奶’”。为此，浙江在改革中坚持分类指导，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对重要新闻媒体、重要社科研究机构、重大文化项目、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农村基层文化阵地等建设和发展，政府建立稳定的投入渠道，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并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习近平同志敏锐认识到，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文化产品的可持续供给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文化产业来加以实现，强调“必须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通过几年努力，使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有明显提升，成为全国文化产品的重要制造基地”。他特别重视文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对先进文化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阐释，指出，“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文化。先进文化产品，应当既能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丧失市场”，并鲜明提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等“四个一致”的重要论断。基于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深刻认识，浙江对公益性事业单位、经营性文化企业、改革试点中的转制文化单位分类指导，形成财政投入与市场运行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和政策激励方式。这些重要论述和探索，为浙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确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也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经验。

8.高度重视文化的“人化”本质，鲜明提出“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文化工作从根本上讲是做人的工作。“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推进浙江发展的新实践、中央对浙江走在前列的新期待，深刻认识到浙江人民必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追求中形成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他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强调“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挥思想道德凝聚人心、引导行为的作用”，要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坚持加强道德教育与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相结合、大众传媒引导与文学艺术感化相结合、运用经济手段与提供法律支持相结合，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手段”。他把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强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参与，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来做”；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要抓住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以育人为中心，牢固树立‘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把育人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并亲身示范带头，在全省建立了省领导联系高校和定期为高校师生作形势政策报告制度。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导和推动下，浙江将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工程，坚持德法并举、扬善抑恶，深入实施《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部署推进“信用浙江”建设，持续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既深刻阐明了文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又以实际行动指引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理念，在见人、见事、见精神上久久为功。

9.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鲜明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鲜明价值追求。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中发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全省文化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大的释放，而浙江文化产品不论是总量上还是质量和结构上都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他深刻指出：“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2003年7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时鲜明指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省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指导思想、本质特征、根本方向、工作方针、重要任务、基本要求、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强调其价值指向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针对当时基层特别是农村、山区、海岛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对文化需求特别迫切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眼光向下、重心下移，把基层和农村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努力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让全社会共享文明成果，强调“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着力点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拉开帷幕，这是浙江承办的前所未有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并且首次将群众文艺活动汇聚其中。其间，全省各地举办了600多项群众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让艺术回归人民，让人民享受艺术”的宗旨。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推进“钱江浪花艺术团”建设和发展，要求持之以恒，积极推广，搭建文化服务基层的平台，把更多的精彩节目送到基层乡村，进一步满足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

10.高度重视文化的对外交流，鲜明提出浙江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要在高度的自省中虚心汲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针对当时浙江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面临的文化产品总体实力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和交流活力，文化交流的渠道还没有拓宽，特色交流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大力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充分发挥文化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他明确提出，“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省份，理应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增强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作出应有的贡献。”他要求，要有全局意识和世界眼光，大力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努力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在推动浙江精神传承发展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特别是进一步树立开放理念和兼容胸怀，进一步增强全球眼光和战略意识，进一步提升做世界公民的文明素质和人文情怀。他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的融合，专门撰文《“浙江人经济”拓展浙江经济》，强调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浙江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2004年，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代表团出访法国，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订了文化、经贸合作交流协议。次年，根据协议，浙江在法国举办了“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活动。习近平同志专门发去贺电，指出：“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中国和法国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绚丽的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强中法文化交流是我们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密切双方友好交往、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有效载体和桥梁。”这个对外交流项目保留至今。在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关心下，丽水市遂昌县把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带到同一时期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夫德镇，开展演出交流活动，中西艺术的跨时空相遇一时传为佳话。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广泛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节、国际会展活动，如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暨第八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第六届国际民间手工艺品展等，扩大了在全国和国际的影响。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为全面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加强国际传播、促进文明交流提供了指引，也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作者单位：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